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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，香江写下爱国爱港新篇章******

　　新华社香港12月25日电题：2022，香江写下爱国爱港新篇章

　　新华社记者黄茜恬

　　2022年，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的喜悦气氛中，香港社会积极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、与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呼应的主流价值观，爱国爱港力量持续发展壮大，香港同胞爱国意志日趋坚定。回顾这一年，“爱国者治港”原则成为愈加广泛的社会共识，为确保“一国两制”行稳致远筑牢根基。

　　“我们坚信，有伟大祖国的坚定支持，有‘一国两制’方针的坚实保障，在实现我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，香港一定能够创造更大辉煌，一定能够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！”

　　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，着眼香港开创新局面、实现新飞跃提出4点希望，为香港攻坚克难、繁荣发展指明了方向。讲话充满为香港好、为香港同胞好的真情厚意，进一步激发香港同胞的爱国爱港情怀，努力拼搏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　　“爱国者治港”开新篇

　　2022年新年伊始，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就职。在高悬的国徽之下，90名议员齐声高唱国歌。这是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首次在国徽下宣誓，也是在特区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中首次引入奏唱国歌环节。

　　在“爱国者治港”原则下产生的新一届立法会，一改过去乱象丛生的局面，团结协作、求同存异、顾全大局成为主流。

　　“这一届立法会高效、‘贴地’的履职风格让我印象深刻。”香港市民陈振君说，以6月9日三读通过的《2022年雇佣及退休计划法例(抵销安排)(修订)条例草案》为例，新一届立法会仅用8至9个小时就完成审议，解决了困扰特区政府多年的“老大难”问题，“这在完善选举制度前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　　7月1日，第六届香港特区政府宣誓就职。为进一步增强特区政府公务员的国家认同感和施政能力，特区政府要求所有新入职公务员，须在3年的试用期内完成更全面的基础培训，内容包括认识“一国两制”、宪法、香港基本法、香港国安法、国家体制及重要政策。

　　“广义地说，‘爱国者治港’最庞大的队伍是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队伍。公务员队伍从上到下都有国家意识、爱国思想、对国效忠，能进一步巩固‘爱国者治港’风清气正的局面，更有效地服务香港贡献国家，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”香港岛妇女联会主席金铃说。

　　新班子、新风貌、新气象，香港正处在从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，奋进正当其时。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其任内首份施政报告中指出，香港发展不能耽搁，前提是要稳定，排除干扰。要弘扬以爱国爱港为核心、与“一国两制”方针呼应的主流价值观，凝聚社会力量，共同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

　　爱国爱港成为最强音

　　2022年，适逢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，特区政府携手各界推出一系列庆祝活动。在喜庆的气氛中，爱国爱港力量空前团结，为落实“爱国者治港”原则厚植社会基础。

　　“七一”前后，香港大街小巷处处是耀眼的“中国红”。在九龙观塘的坪石邨，20多层高的公屋大厦天井，每一层的三面走廊都挂满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；在香港岛，许多大楼外墙张挂着巨幅宣传画或庆祝海报，户外大屏幕滚动播放庆祝短片，巴士车身绘制着庆祝标语；新界乡民则在街头竖起各式各样的庆祝花牌，数量远超往年。

　　在香港少年警讯举办的《这里是中国》读书分享交流会上，香港青少年以琅琅书声涵养家国情怀；在“诗词歌赋颂中华湾区丽影耀香江”活动上，香港市民沉浸式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……

　　“现在，香港小朋友都主动跟着我们唱《歌唱祖国》。”香港市民秦凌说，他今年感受最深的是市民不断增强的爱国情怀，“我们在公园举办庆祝活动时，义工齐唱《歌唱祖国》，很多年轻的香港本地家长会带着小朋友自发参与进来，小朋友还会自己跑过来向我们要国旗，跟着一起唱歌。”

　　爱国爱港，正在成为香港社会最强音。

　　培育爱国爱港新一代

　　2022年第一天，正在“太空出差”的神舟十三号乘组与来自北京、香港和澳门的超过500名青年学生，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“元旦京港澳天宫对话”活动。

　　“有国才有家，无论我们飞多高、飞多远，强大的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，爱国主义将永远是激励我们飞天的动力源泉。”航天员的分享深深打动香港年轻一代，点燃他们的爱国情、报国志。

　　“国家的航天事业步步向前，如今已经发展到世界前沿水准，我感到欣慰又备受鼓舞。”香港大学计算机系学生鄢同学说，“期盼有一天我的科研成果也能成为祖国的骄傲。”

　　这一年，香港年轻一代的爱国教育如火如荼，宪法、基本法、香港国安法的学习和推广得到进一步加强，国情教育、国史教育不断深入：香港爱国教育支援中心揭幕；“国民教育——活动规划年历”推出，内含国庆节、国家宪法日等18个重要日子，每个日子都列出了详细的国民教育活动建议；2022/2023学年起，公立学校新聘教师均须通过香港基本法测试……

　　2022年元旦起，全港中小学每个上课日升挂国旗，每周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，同时奏唱国歌。香港科技大学、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也每天升挂国旗，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。

　　“我喜欢参加升旗仪式，当国旗升到顶点那一刻，总会有一股与祖国紧紧相连的暖流涌上我的心头。”香港教育工作者联会黄楚标中学学生念其泽说。

　　7月，备受期待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正式向公众开放，成为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认识祖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渠道。在馆方举办的“青年穿越故宫之旅”“香港故宫学生文化大使”等一系列教育活动中，越来越多香港青少年透过一件件故宫珍宝背后的动人故事，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。

　　随着《细说文物——中国历史教学资源册》、“我们的故宫”系列教材等相继走进香港校园，故宫文化在学校中得以进一步推广，帮助学生从认识、理解到欣赏、热爱，更加坚定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文化自信。

　　在2022年香港书展上，不少图书出版商推出许多关于家国题材的新书，并摆放在显眼位置重点推介，吸引往来读者驻足翻阅选购。在儿童读物展区，讲述祖国地理历史、文化艺术的书籍也比往年更受家长和孩子的欢迎。

　　“从今年的香港书展可见一斑，如今的香港社会，处处充满正能量。香港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，对国家的认同感与日俱增。”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执行主席马浩文说，爱国爱港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主流价值观，守护着这片港湾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，700多万港人也将携手书写“一国两制”更精彩的篇章。

南佐“古国”：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******

　　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

　　“宫城”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

　　“宫城”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

　　“宫城”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（局部） 作者供图

　　【考古中国】

　　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。什么是“文明”？现在一般所说的“文明”，多指对“Civilization”等西文词语的意译，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、精神和制度创造的总和。“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”，国家固然不等同于“文明”，但要称得上“文明”，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。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，一是“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”，二是“公共权力的设立”。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，公共权力的集中体现则是“王权”。以此衡量，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，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，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。

　　甘肃庆阳西峰西郊的南佐遗址，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——董志塬上，传说中这里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，也是以农业著称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。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，1984—1986年和1994—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，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、勘探工作，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的遗址，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，可能有外环壕。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，核心区中部偏北是数千平方米的由“护城河”和夯土宫墙围成的“宫城”。“宫城”中心为主殿，“九台”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、夯土台、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，出土了大量白陶、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，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的气象。

　　数千人数年建成的“国家级”工程

　　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，而且宫殿、夯土台、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。以聚落中部的“九台”来说，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，现存还有5~7米高，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。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、深约10米的方形内环壕，内环壕的侧壁及底部有2~4米厚的夯土护壁，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的侵蚀。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，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、有实际用途的大型水利工程。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的外环壕，内、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。“九台”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，以当时的条件，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。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的土夯筑“九台”，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。

　　再看中央“宫城”区。有夯土围墙的长方形“宫城”东西宽约55米、南北长约67米，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。“宫城”外有宽约15米、深10米多的“护城河”，它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。加上“护城河”，整个“宫城”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。“宫城”中部偏北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，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.5米，中央火坛（火塘）直径3.2米——差不多是两个成年人的身长，规模之大前所未见。“宫城”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（侧殿）。所有这些宫墙、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，窄处宽1~1.5米，最宽处可达5米，现存高度1.5~3.5米，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、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。

　　 “宫城”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，各处地面、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，甚至宫墙也不例外，这也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。我们可以想见，五千年前的南佐“宫城”，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，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。我们估计，“宫城”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“九台”区。

　　经勘探和试掘，在“九台”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、夯土台、壕渠水利工程等，加上可能存在的外环壕，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。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的，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，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的后勤保障在内。据此推测，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。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的区域“王权”，集合起国家力量，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。

　　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，出土的精美白陶、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，可能是从属于南佐的卫星聚落。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，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，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的规模相当。即便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，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。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，“九台”、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，当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的最有力证明。南佐都邑大概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，集中规划建设而成，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，形成具有地缘关系的早期国家组织。由此推断，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“古国”。

　　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

　　南佐都邑及“宫城”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、中轴对称格局。“九台”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，“宫城”位于“九台”中心，主殿位于“宫城”中心，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。主殿坐北朝南，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，向南到主殿中门（共有三门）、“宫城”南门，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，东西两侧的侧室（侧殿）和壕沟对称分布。

　　再放大一些视野，“九台”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，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。“宫城”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的外墙，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。外墙的门与“宫城”南门错开几米，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，增强了“宫城”的封闭性和防御性。如此布局严整的多个圈层结构的南佐聚落，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，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的先河。

　　我们推测“九台”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，“宫城”区部分侧室（侧殿）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的居所。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“九台”以外，推测“九台”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，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“圣区”或者贵族居住区。这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、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，凸显了王权至上，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。

　　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

　　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了白陶、黑陶、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，成套的彩陶、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，涂抹朱砂的石镞、骨镞，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，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，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，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。

　　白陶、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，但在南佐“宫城”区却发现不少，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，表面光滑细腻，有釉质光泽。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，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，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，制作工艺还是个谜。制作彩陶是黄土高原的传统，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，有些彩陶成套出土，具有礼器性质。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，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，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——可既盖又塞，以防止酒精挥发。南佐的朱砂陶、白衣陶、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。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，器表内外涂白衣的做法则见于簋、双腹盆、钵、缸、罐、瓮等很多器物上。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，但在南佐仅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，大小不一，可能是成套的祭祀礼器。经测定，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℃以上，最高达1116℃，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～1000℃之间。令人惊讶的，还有“宫城”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的炭化水稻的发现，粟、黍数量极少，反之在“宫城”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、黍。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、黍为主而少见水稻，以珍贵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，也应当是礼制的反映。

　　南佐“宫城”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、黄河下游等地区的远距离联系。白陶、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中游地区，南佐这两类陶器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。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，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。有意思的是，南佐有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，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，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，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。据科技考古检测，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，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的瓷土质量接近，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，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。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、朱砂，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。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的可能性，但也有可能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。可见南佐“古国”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，这也是国家社会的特征之一。

　　目前，南佐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，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。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，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、埃及文明一样，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。

　　（作者：韩建业，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、博导，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